不少追《伟大的长征》的观众看到这段剧情都捏了一把汗，好不容易靠着刘志丹等人攒出来的陕北根据地，眼看着就要被内部的错误操作搞出大乱子。那会中央红军还在长征路上连陕北的边都没摸到，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主心骨，莫名其妙被扣了帽子扔进牢里，换谁都得懵。大家最纳闷的是，局势乱成那样，到底是谁敢拍板下这个关押命令？ 1935年的陕北，外面国民党大军围着打，内部的空气却先紧张起来。本来带着大家扎根陕北搞根据地的刘志丹，连个正式说理的机会都没捞着，直接就被扣上好几顶大帽子关进了大牢，跟着他一块干活的不少陕北本地骨干也连带着遭了殃。那会中央红军还在千里转战的路上，完全没抵达陕北，消息传出去好多人都摸不着头脑。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搬到瑞金之后，留了一部分党员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。这帮人平时要维系白区的地下党组织联络，还要对接共产国际，后来就有了上海中央局这个机构的设置。之后这批人还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限，专门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岗位，华北西北包括陕甘宁在内的一大片区域，都归他们直接管辖。 这帮人那会全靠无线电报和书面文件隔空指挥，隔着大半个中国管千里之外的根据地，搁当年的通讯条件下其实也算不得已的选择。可隔空指挥最容易出问题，底下的实际情况传不到上面，上面的指示又全靠书本上的条条框框，很容易就把好好的局面搞得草木皆兵。后来长征一开打，战线拉得极长，这个遥控指挥的隐患直接就被引爆了，成了后来那场错误肃反的导火索。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正式开始长征之后，行军路上的党中央根本没精力维持之前的全部通讯线路。不仅中央和之前的南方苏区断了联系，连上海的中央局和陕北根据地之间的联络也越来越难。国民党那边把交通电讯封得死死的，往来的文电说截就截，上海那边的电台后来还接连出故障坏了大半，两边几乎到了彻底失联的地步。 不过北方代表往陕北派西北代表团这事，不是通讯全断之后拍脑袋决定的。早在所有通讯通道彻底阻断之前，这个任务就已经提前安排好了。带队的朱理治到了陕北之后，根本没法往回递消息等上级批复，只能带着提前定好的反右倾任务硬着头皮往下推。 1935年，这帮人打着统一整顿陕北党组织的旗号，直接进了完全和外界失联的陕北苏区。说白了他们来之前根本没摸过陕北本地的实际情况，就是抱着文件上的教条标准来搞清查。刘志丹这些在本地摸爬滚打搞起来根据地的干部，自然就成了他们眼里头一号的整顿目标。 刘志丹当年搞革命的思路，和南方根据地的路子完全不一样。他不搞虚的，就盯着本地的实际情况来，靠着灵活的游击战慢慢攒力量，还和陕北当地的进步力量搞合作拧成一股绳。这套实打实的打法，在当时那么恶劣的环境下，硬生生撑出了一块能落脚的苏区，明眼人都知道是最适合陕北的路子。可在那些隔着千里看文件的教条主义者眼里，这种灵活的操作全是“成分不纯”的证据，半点儿都容不下。 等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在永坪会师，组建完红十五军团，陕甘晋省委也挂牌成立之后，朱理治这帮人主导的错误肃反直接就铺开来了。他们早就预设好了反右倾的结论，把刘志丹这帮人因地制宜搞出来的斗争策略，直接扣上路线错误的大帽子，矛头明晃晃就对准了陕甘边根据地的本土干部。 他们的手段粗暴得离谱，只要是谁被传了说过几句不同意见的话，直接就被打上可疑的标签，甚至干部之间正常的工作交流，都能当成株连的证据往下揪。一大批红二十六军的骨干直接被关了起来，刘志丹更是直接被安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，整个陕北苏区搞得人心惶惶，不少基层干部被逼得直接往外跑，再这么搞下去，大家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根据地直接就得散架。 谁也没想到，这场差点把整个陕北苏区搞垮的危局，最后靠着刚长征到陕北的党中央直接给摁住了。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翻了万水千山，终于到了陕北吴起镇。这帮刚从几万敌军围堵里冲出来的战士，一听说陕北这边正在搞错误肃反，当下就意识到事情不对劲。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再任由这场肃反搞下去，不光陕北苏区稳不住，连红军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北上落脚点都得泡汤。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稍微休整了一下，没等喘匀气就针对肃反的事下了紧急指令。当时的目标很明确，先止损，不能再出现更多的错案，直接下了三条硬要求，停止逮捕，停止审查，停止杀人，所有相关的事情全部等中央来处理。之后中央还专门派了工作组往瓦窑堡赶，实地核查所有相关的案情。 叫停乱抓乱杀只是第一步，要把根子上的问题理顺，根本不是一纸命令就能搞定的。之后党中央专门安排董必武牵头组建调查组，把所有相关的案卷全部调过来逐一复核，没花太长时间就把所有事情查得明明白白。所谓刘志丹的右倾问题，根本就是那帮人抱着教条文件添油加醋编出来的，半点儿实际依据都没有。 紧接着刘志丹和一大批被错抓的干部全部得到平反，立马回到各自的岗位上接着参与根据地建设。不少人后来聊起这段历史都忍不住感慨，要是中央红军晚到几个月，陕北苏区搞不好真就被这场错误肃
